文献类型： 中文期刊

作者： 于康震;崔尚金;付朝阳;唐秀英

作者机构：

期刊名称：中国预防兽医学报

ISSN： 1008-0589

年卷期： 2000 年 22 卷 04 期

页码：

收录情况： 北大核心 ; CSCD

摘要： 禽流行性感冒 (简称禽流感 ,Ａｖｉ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Ｉ)被国际兽疫局定为Ａ类传染病 ,同时被列入国际生物武器公约动物类传染病名单 ,是由Ａ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的烈性传染病 ,可表现为亚临诊到轻度的呼吸系统疾病、产蛋下降到急性致死性疾病等多种形式。在禽流感发现后的一百多年中 ,世界各地都有特定毒株引起的禽流感暴发和流行 ,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禽流感在我国鸡群出现的时间虽短 ,但已经并正在给我国养禽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很可能成为下个世纪威胁我国养禽业的头号大敌。禽流感历来被认为是人流感病毒发生变异的新基因来源 ,1997年香港Ｈ5Ｎ1和 1999年内地和香港Ｈ9Ｎ2禽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的发生 ,更突出地显示了禽流感的公共卫生意义。新世纪和新千年尚未到来 ,意大利Ｈ7Ｎ1高致病力禽流感的暴发[1] 和波及欧洲、北美和亚太等地区的人流感的大流行却捷足先登 ,这提示我们 ,人和动物流感将是人类在新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 ,本文试图围绕禽流感的防制作一些历史性的回顾和展望 ,以期使人们对禽流感有一全面认识并予以高度重视 ,有助于动物疫病防治体系的建设 ,促进我国二十一世纪畜牧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1　禽流感与养禽业发展1.1　世界各国禽流感流行现状　 90年代初之前确定的禽流感的大暴发有 8次[2 ] ,分别是苏格兰的Ｈ5Ｎ1(195 9年 )、英国的Ｈ7Ｎ3(196 7年 )、澳大利亚的Ｈ7Ｎ7(1975年 )、英国的Ｈ5Ｎ2(1979年 )、冰岛的Ｈ5Ｎ8(1983)、美国的Ｈ5Ｎ2 (1983)、美国的Ｈ7Ｎ7(1985 )、冰岛的Ｈ5Ｎ1(1991)。进入 90年代以来 ,国外禽流感的暴发被频繁报道。 1991年 10月至今 ,公开报道发生高致病力禽流感的国家有澳大利亚 (Ｈ7Ｎ3和Ｈ7Ｎ7)、巴基斯坦 (Ｈ7Ｎ3)和墨西哥 (Ｈ5Ｎ2 ) [3] 。 1976年以来 ,澳大利亚发生了 4次高致病力禽流感 ,前 2次由Ｈ7Ｎ7毒株引起 ,后 2次由Ｈ7Ｎ3毒株引起。 1994年巴基斯坦暴发的禽流感有 2 2 0万只鸡受到感染 ,群体平均发病率在 13 .9%～ 86 %之间 ,发病群体死亡率达 5 1%～ 10 0 % ,毒株为高致病性Ｈ7Ｎ3亚型[3] 。1994年 5月 ,墨西哥从 3个州的雏鸡中分离出低致病性Ｈ5Ｎ2亚型病毒 ,1995年初暴发了高致病力禽流感 ,分离株为Ｈ5Ｎ2亚型 ,是由最初的低致病性毒株突变而来[3] 。 1999年末意大利暴发了高致病力禽流感 ,分离株亚型为Ｈ7Ｎ1[1] 。1.2　我国禽流感流行状况　 1992年陈伯伦等从鸡体中分离到禽流感低致病力毒株Ｈ9Ｎ3[4 ] (Ｎ亚型有误 ,应为Ｎ2 [5] ) ;1997年陈福勇等从某鸡场分离到Ｈ9Ｎ2毒株[6] ;1996年唐秀英等[7] 从发病鸡群中分离到 2株Ｈ4Ｎ6及 3株Ｈ9Ｎ2病毒 ,从鹅体分离到 3株Ｈ5Ｎ1病毒 ,并在国际上首次从发病鸡群中分离到一株Ｈ14Ｎ5禽流感病毒 ,近期又从我国部分地区的发病鸡、鸭、鹌鹑中分离到 16株Ｈ9Ｎ2和Ｈ3Ｎ2、Ｈ1Ｎ1、Ｈ3Ｎ8(各1株 )等亚型禽流感病毒。经致病性测定 ,3株Ｈ5Ｎ1鹅体分离株为高致病力毒株 ,其余各分离株为低致病力毒株。目前禽流感已在我国较普遍存在 ,并造成不同程度危害。近几年 ,我们对部分地区商品蛋鸡场及养鸡专业村进行了禽流感血清学调查 ,发现了 2 2 1个禽流感阳性鸡群 ,其中Ｈ9亚型阳性鸡群占 93.7% ,证实了禽流感 ,尤其是中等毒力以下Ｈ9亚型禽流感在我国的广泛存在 ,是目前影响我国养禽业的主要禽流感病毒亚型。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Ｈ5Ｎ1分离株对鸡具有很高的致病力 ,对我国养禽业无疑具有重大威胁。1.3　禽流感对养禽业的危害　高致病力禽流感以突然死亡和高死亡率为主要特征 ,在家养的火鸡和鸡中引起的危害最为严重 ,常导致感染鸡群的全军覆灭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1975年以来的历次大流行都给流行区的养禽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3 ,7] 。1983年 4月在美国北部鸡群发生了伴随着死亡率增加、产蛋下降的急性呼吸道系统疾病综合征。至 1983年 10月 ,在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新泽西等州 ,疾病转变为严重的全身系统疾病 ,感染鸡出现神经症状 ,产蛋停止 ,死亡率高达5 0 %～ 89% ,病原被诊断为高致病力Ｈ5Ｎ2毒株。此次禽流感中 ,共计淘汰了 170 0万只鸡 ,直接耗资 6千万美元 ,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别带来了相当于现今的 85 0 0万和 4.9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8] 。1994年在墨西哥暴发的禽流感比 198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暴发的禽流感更复杂、更令人难忘。墨西哥在 1981～ 1982年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家禽血清学调查并未发现禽流感病毒的感染 ,在 1994年 5月发现了低致病性Ｈ5Ｎ2的流行 ,1995年 1月突然变成高致病力毒株 ,并在普埃布拉州和克雷塔罗州流行 ,随后波及 12个州。为控制疫情 ,淘汰了 180 0万只鸡 ,封锁了 32 0 0万只鸡 ,对 1.3亿只鸡紧急接种疫苗 ,直接经济损失达 10亿美元。在随后的 3年中共接种了 8亿 5千万羽份的禽流感疫苗[9] 。在高致病力禽流感对养禽业造成严重危害的同时 ,低致病力禽流感对养禽业的危害也在不断加大。低致病力禽流感常以呼吸道症状、产蛋率、受精率及孵化率下降为主要特征 ,并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 1996至 1998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低致病力Ｈ7Ｎ2禽流感的流行中 ,造成了当地共计 18个商品蛋鸡群、2个商品雏鸡群和 1个商品火鸡群的感染 ,感染鸡临床表现出呼吸系统疾病 ,死淘率上升 ,产蛋下降 ,包括生产的损失、鸡蛋销毁、饲料销毁、鸡蛋包装材料销毁、垃圾处理、油料费用、扑杀费用、清扫和消毒费用、合同付款额、掩埋所用费用和土地占用等诸多方面在内的经济损失总计达 35 0万美元 ,这一次禽流感的流行极大地影响了当地及本区域内养禽业的发展。目前我国主要大面积流行中等毒力以下Ｈ9亚型禽流感 ,肉鸡在应激条件下可造成大量死亡 ,蛋鸡的产蛋率可由 90 % - 95 %急剧下降到 2 0 % ,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2　禽流感与人类健康除禽流感和人流感外 ,常见的还有马流感和猪流感等。每次人类流感的流行 ,总会造成人群中不同程度的超额死亡 ,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动物流感尤其是禽流感与人类流感及人类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 ,禽流感被认为是人流感病毒发生变异的最大的新基因库。以前Ａ型人流感病毒只有Ｈ1、Ｈ2、Ｈ3 3个亚型 ,1997年香港禽流感事件和 1999年内地和香港Ｈ9Ｎ2禽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的发生 ,又为人流感的流行增添了新的毒株亚型 (Ｈ5和Ｈ9) ,首次表明禽流感毒株可直接感染人并致人死亡 ,这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禽流感的公共卫生意义。2 .1　禽流感病毒对人流感新毒株形成的影响　禽流感病毒亚型繁多 ,除可感染家禽和野鸟外 ,也可引起海豹、鲸鱼、猪和马等哺乳动物的感染 ,通常认为禽流感病毒是人流感病毒的庞大基因库 ,是人流感病毒发生变异的新基因的来源 ,这种联系是通过中间宿主 (如猪、马、海豚等哺乳动物 )来实现的[10 ] 。流感病毒的宿主范围大多取决于其ＨＡ蛋白 ,病毒的感染需要细胞膜上特异性结合位点 ,人类与禽类细胞膜上的结合位点有很大的不同 ,而猪等的种间障碍较低 ,猪体内存在人和禽流感病毒的 2种受体 ,人与禽流感病毒均可感染猪 ,禽流感病毒在中间宿主 (如猪 )中与人流感病毒杂交 ,从而获得人类细胞特异性的受体结合位点 ,形成了人类流感的新毒株 ,火鸡和鸭的Ｈ1Ｎ1病毒可能参与中间传播。经病毒基因分析表明 ,人流感病毒多数编码内部蛋白的基因与猪流感病毒的同源性比其他哺乳动物的高。 1980年在欧洲猪群中发现了 8个基因节段均类似于禽流感病毒的猪源Ｈ1Ｎ1亚型毒株 ;70年代初 ,台湾Ｈ3Ｎ2流感流行后 ,首次在猪体内分离到了Ｈ3Ｎ2亚型的Ａ型流感病毒 ,随后 ,在世界各地也出现了猪感染人Ｈ3Ｎ2流感病毒的报道 ;1978、1980年 ,日本报道了从猪群中分离到基因重排的Ｈ1Ｎ2毒株 ,此毒株的ＮＡ来源于人类的Ｈ3Ｎ2流感病毒 ;1987年及 1988年 ,法国北部在猪体内也分离到相似的基因重排的Ｈ1Ｎ2毒株 ;90年代 ,意大利在猪体内发现了禽与人流感重组病毒。猪在人流感和禽流感两者之间 ,充当了混合器 ,并产生了能感染人的新流感病毒[11] 。人类历史上历次流感的全球大流行 ,都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世纪共发生过 3次瘟疫性的流感 ,第一次是 1918～ 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 ,死亡人数达 2 10 0～ 30 0 0万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 2倍以上 ,其病原为Ｈ1Ｎ1亚型流感病毒 ;第二次和第三次流感的大暴发是 195 7至195 8年的“亚洲流感”和 196 8～ 196 9年的“香港流感” ,其病原分别为Ｈ2Ｎ2和Ｈ3Ｎ2流感病毒 ,仅美国在这两次流感流行中的死亡人数就分别达 7万人和 3 .4万人 ;Ｈ3Ｎ2亚型病毒在其首次大流行后的 30年中 ,又发生了 16次大流行 ,全球死亡人数可能达到 10 0 0万。每一次人类流感的大流行都与禽流感病毒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证实 ,上述引起世界性大流行的新流感病毒均含有来自禽流感病毒的新基因 (2～ 8个片断不等 ) [5] 。禽流感的暴发和流行 ,增加了禽流感病毒与人流感病毒发生基因重排的机会 ,增加了新流感病毒产生的机率 ,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潜在威胁。2 .2　禽流感病毒对人类的直接感染　在历史上的历次禽流感暴发中 ,包括最为严重的 1983年美国和 1995年墨西哥的 2次大暴发 ,均未见有关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报道 ,而在 1997年的香港禽流感事件[12 ] 中 ,禽流感病毒首次突破种间障碍 ,不经在猪体中的基因重排过程而直接感染人并且致人死亡 ,引起了香港及全世界的震惊。1997年 4月 ,香港流浮山 3个鸡场的 45 0 0只鸡突然死亡 ,检验结果为Ｈ5Ｎ1禽流感病毒感染 ;5月 2 1日 1名 3岁男童死于雷耶氏综合症及肺炎合并症 ,并从其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出 1株Ｈ5Ｎ1流感病毒 (Ａ/ＨＫ/ 15 6 / 97) ;截止 1998年 2月11日共有 18人确诊为Ｈ5Ｎ1病毒感染并发病 ,其中 6人死亡。在此事件中 ,约有 15 0万只鸡和鸭、鹅、鸽等被扑杀 ,直接耗资 6 0 0 0万港元 ,用于对养禽业的补助达 10亿港元。这一事件 ,虽然从给人类造成的灾害及对养禽业造成的损失方面无法与上述的 3次人流感和 2次禽流感相比 ,却开了禽流感直接感染人并致人死亡的先河。经过对Ａ/ＨＫ/ 15 6 / 97分离株 8个基因片段的序列分析 ,并分别与人源和禽源流感病毒进行比较 ,发现该病毒 8个基因片段同源率最高 (90 .1%～ 98.5 % )的毒株均为禽流感病毒 ,未发现任何曾经在中间宿主中与人流感病毒发生基因重排的证据 ,由此可确定该病毒来源于禽类[13] 。已证实该病毒的血凝素基因与香港鸡体分离株Ａ/Ｃｈｉｃｋｅ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2 5 8/ 97和 2个广东鹅体分离株Ａ/Ｇｏｏｓ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1/ 96、Ａ/Ｇｏｏｓ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3/ 96血凝素基因的同源性均高于 98% [14～ 16] ,其它基因的来源也已查明[17,18] 。1999年 2月 ,郭元吉等发现 5个禽源Ｈ9Ｎ2病毒感染人的病例 ,5个病人全部康复。 1999年 3月香港从 2个年龄分别是 4岁和 1岁的女孩体内分离出 2株Ｈ9Ｎ2禽流感病毒 ,在使用了常规的抗流感药物后 ,2人也全部康复[19] 。这 2株Ｈ9Ｎ2比 1997年分离到的Ｈ5Ｎ1温和 ,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不及 1997年的Ｈ5Ｎ1。但该事件的发生 ,无疑又增加了禽流感病毒直接感染人并致病的例证。Ｈ9Ｎ2有着多年的流行历史 ,香港在 70～ 80年代从鸭体内分离到 16株Ｈ9Ｎ2病毒 ,90年代初从鸡体内分离到 1株Ｈ9Ｎ2病毒 ,1998年又从猪体内分离到 1株Ｈ9Ｎ2病毒。近年来 ,Ｈ9Ｎ2亚型禽流感病毒在我国也广泛流行。 1999年 7月 ,在对某禽流感研究小组成员的血清学调查中发现 ,2 5 %的人员Ｈ9血清抗体阳性。这提示我们要特别关注禽流感尤其是已开始或正在感染人的禽流感病毒亚型的演化动态。2 .3　禽流感的公共卫生意义　由上述可知 ,禽流感的公共卫生意义主要体现在 2个方面 :作为人流感新毒株形成的最庞大基因库 ,对人类的直接感染。尤其 1997年香港禽流感事件后 ,人们对禽流感的公共卫生意义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近年来 ,除禽流感病毒直接感染人的报道外 ,国内外学者还不断报道有关从家禽体内分离到人流感病毒 (基因 ) ,广西的调查资料也证明 ,鸭中禽流感病毒抗体的阳性率和特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流感的流行程度和抗原性。我国从鸭中分离到了Ｈ2Ｎ2型病毒 ,而Ｈ2型流感病毒在人群中已消失 2 0年 ,鸭是否作为Ｈ2型流感病毒的储存宿主以及Ｈ2型流感能否有朝一日重新在人群中出现并引起流行 ,都成为倍受关注的问题。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 ,华南是世界的流感发生中心[10 ] 。该地区水网密布 ,拥有大范围、高密度的禽类及哺乳动物 ,人口稠密 ,人、猪、家禽和水禽之间的接触非常紧密。该地区的独特之处还在于 :禽粪喂猪、猪粪喂鱼 (污染水系 )、水禽放养(发达的水禽养殖业 )、鸟类丰富的生产生态模式 ;人们喜吃活禽 ,高密度、多品种活禽市场特别发达的生活模式 ;正处于国际候鸟迁徙路线上。该地区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可通过粪便、水系、饲料、活禽市场、用具、饲养管理过程、迁徙和共同的中间宿主等环节在家禽、水禽、野鸟、猪和人之间保存、传播、演化 ,产生新型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候鸟迁移过程还可将流感病毒带到该区域外 ,再通过栖息地的候鸟、野鸟、水禽而将病毒播撒到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的流感病毒也可通过此逆过程进入华南地区。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何新型人流感总是首先发生于华南或附近地区。禽流感病毒种类繁多 ,种质资源异常丰富 ,可通过直接感染或为人流感病毒提供新基因而对人类产生更大危害 ,专家们相信这种危害已经到来 ,灾难性危害也迟早会到来[2 0 ] 。因此为了人类的健康 ,必须加强对禽流感的研究和防制工作。3　禽流感流行特点与防制策略禽流感是目前危害养禽业的最重要疫病之一 ,并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客观地分析禽流感的流行特点 ,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防制策略 ,对搞好下个世纪初我国禽流感的防制工作十分必要。3 .1　禽流感病毒感染宿主的多样性 ,使得禽流感防不胜防　现已证实禽流感病毒广泛分布于世界范围内的诸多家禽(如火鸡、鸡、珍珠鸡、石鸡、鹌鹑、鸵鸟、雉、鹅和鸭 )和野禽(如鸭、鹅、矶鹬、三趾鹜、燕鸥、天鹅、鹱、鹭、海鸠、海鹦和鸥 )中。如现在在全国流行的Ｈ9亚型禽流感 ,就在鸡、鸭、鹌鹑和猪中广泛流行。禽流感病毒不仅感染家禽和野禽 ,也感染人和猪、马以及鲸鱼、雪貂等多种哺乳动物。禽流感病毒感染宿主的多样性的特点 ,意味着病毒可在自然界顽强地保存、传播、演化 ,使得禽流感防不胜防。因此 ,除要控制和消灭疫源外 ,还应对家禽 (尤其是鸡 )施行全封闭饲养 ,避免鸡群与水禽和野鸟间任何形式的接触 ,改进现行的生产生态模式和生活模式 ,加强活禽市场的管理 ,以切断传播途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禽流感的防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人类与禽流感的斗争必定是一场持久战。3.2　禽流感病毒基因的多节段性决定了其血清型众多和变异性极强　禽流感病毒的基因组由 8个单股ＲＮＡ片段所组成 ,除易发生基因突变、小片段基因重组外 ,还特别易与另一禽流感病毒、猪流感病毒或人流感病毒等进行完整片段的基因重排。这一特点决定了禽流感病毒亚型众多和变异性极强。基于禽流感病毒的 2种表面抗原血凝素 (ＨＡ)和神经氨酸酶 (ＮＡ) ,可将病毒分为不同的亚型 ,迄今为止共有 15个Ｈ亚型和 9个Ｎ亚型 ,共计 135个亚型组合。目前在全世界各种家禽和野禽中 ,已分离到上千株禽流感病毒分属于上述各种亚型。亚型众多加上基因突变、重组和重排 ,使得禽流感病毒变异极快 ,这就决定了首先必须加强疫情监测工作。尤其是禽流感高致病力毒株突然出现的特点 ,决定了禽流感与其他禽病的不同之处———疫情监测工作特别重要 ,尤其是定期、持续、跟踪监测 ,及时、准确的预测预报 ,和具有高、低致病力鉴别能力的分子诊断。只有如此 ,才能将禽流感尤其是高致病力禽流感消灭在萌芽状态。其次 ,必须加强禽流感病毒分子生态学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只有如此 ,才能确定不同禽种、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禽流感病毒的特点与差异 ,才能减少禽流感防制工作中的盲目性。第三 ,必须制定正确的免疫预防策略。禽流感病毒变异性极强 ,低致病力毒株易突然变成高致病力毒株 ,这就要求禽流感的免疫预防不能用活的弱毒疫苗 ;禽流感免疫呈现突出的亚型 (而非型 )特异性保护的特点 ,亚型间交叉免疫保护差 ,决定了必须用亚型特异性疫苗和多价疫苗 ;既然疫情监测对禽流感防制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因此禽流感的免疫预防还应考虑尽量不干扰血清学监测的问题 ,这就需要研制高新技术疫苗 (标记疫苗 )。目前我们建立的灭活全病毒疫苗技术[2 1] 安全有效 ,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性能更为优良的高新技术疫苗 (包括活载体疫苗[2 2 ] 、ＤＮＡ疫苗[2 3] 和亚单位疫苗等 )的实验室研究工作已基本完成 ,这类疫苗的研制和开发应是今后禽流感免疫防制研究的主攻方向。3.3　高致病力禽流感可突然暴发 ,必须制定应急预案和采取断然扑灭措施　虽然目前已分离到的上千株禽流感病毒分属于上述各种亚型 ,但高致病力毒株绝大部分属于Ｈ5和Ｈ7亚型[2 1,2 2 ] (也有极少数例外 )。尽管高致病力毒株比较少 ,但其危害性相当大 ,所致疫病暴发时造成鸡群突然死亡和高死亡率 ,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 (通常为 2天 )导致鸡群全群覆没。这就要求我们在注意其它亚型禽流感的同时 ,更要注意防制Ｈ5和Ｈ7亚型禽流感 ,利用分子诊断技术发现高致病力和潜在的高致病力毒株 ,从而为禽流感的有效防制赢得宝贵时间。任何一种控制策略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禽流感病毒的感染 ,在检测到Ｈ5和Ｈ7亚型 (不管致病力高低 )禽流感病毒感染后采取断然扑灭措施就显得更为重要。除此之外 ,还要注意其它有潜在高致病力的亚型或毒株 (如Ｈ3、Ｈ9和Ｈ10亚型 )。针对高致病力禽流感常可突然暴发的特点 ,应制定切实有效的应急预案 ,增强各级机构的快速反应能力。3 .4　重视华南地区的全球流感发源地和禽流感的公共卫生意义　华南地区特有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华南地区不仅是中国禽流感的发源地 ,也是中国人流感和其它动物流感的发源地 ;不仅是中国流感的发源地 ,也是世界流感的发源地[10 ] 。因此要研究和控制禽流感和流感就必须研究和控制华南地区的禽流感 ,华南地区应是我国禽流感防制的重点地区。另一方面 ,禽流感作为人畜共患病的公共卫生地位应予以高度重视 ,要控制人流感就必须控制禽流感。3 .5　以预防为主的防制策略符合我国国情　禽流感的防制策略还有很多 ,本文不想全面赘述。本文最后强调一点 :预防为主 (包括免疫预防 )的方针同样适用于禽流感防制 ,扑杀为主 (针对Ｈ5和Ｈ7亚型的除外 )的防制策略不符合我国国情。前已述及 ,禽流感的疫情监测甚为重要 (尤其在平时、疫情不明了时或流行初期 ) ,疫苗 (指全病毒疫苗 )免疫势必会对疫情监测产生一定干扰。另一方面 ,面对禽流感疫情 ,隔离、封锁、淘汰、扑杀等措施仅在流行初期和对局限性疫情是必要和有效的。但如果我们目前面对的是全国性的Ｈ9亚型禽流感疫情 ,且已经和正在造成巨大损失 ,仅采取这些措施显然成效有限 ,尤其是扑杀很难行得通 (美欧等发达国家对Ｈ9禽流感也不要求扑杀 )。毫无疑问 ,控制住日益严重的禽流感疫情已成当务之急。我们认为 ,疫苗免疫是控制禽流感疫情的关键环节、主动措施和最后防线。目前全国Ｈ9亚型禽流感的疫情已基本明了 ;农业部指定研制的禽流感灭活疫苗安全有效[2 1] ;假冒伪劣禽流感灭活疫苗的扩散愈演愈烈(可见禁用疫苗已不可能 ) ,加大正规禽流感灭活疫苗的中试力度也不失为打击假冒伪劣疫苗的一种有效措施。 1995年墨西哥禽流感的有效扑灭正是籍助长达 3年的 8亿 5千万羽份禽流感灭活疫苗的预防注射才得以实现的[9] 。这种情况下 ,禽流感的疫情监测仍可照常进行 ,而新疫情的发现和对疫情的确定是须通过病毒分离 (疫苗免疫对其几无干扰 )来实现的。可见 ,目前的Ｈ9亚型疫苗免疫对已基本明了的Ｈ9疫情不可能造成多大的干扰 ,而新疫情的发现和对新老疫情的确定可基本不受其干扰。另外 ,禽流感被动免疫防治技术和药物防治技术作为禽流感防治技术储备的重要内容也应尽快开发和应用。4　结　　语禽流感已经并正在给我国养禽业造成巨大损失 ,并将是2 1世纪我国养禽业面临的最大的瘟疫性威胁。另一方面 ,禽流感病毒不仅作为人流感的最大基因库而间接威胁人类健康 ,而且可作为人类的新病原而直接构成对人类的威胁。因此 ,要加大禽流感防制的力度 ,充分考虑疫病的固有特点和规律 ,一切从国情出发 ,正视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明确其方向和重点 ,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措施 ,尽快改变禽流感防制工作中的被动局面 ,促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建设和2 1世纪畜牧业的持续发展。禽流感与养禽业发展和人类健康@于康震$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动物流感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01 @崔尚金$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动物流感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01 @付朝阳$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动物流感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01 @唐秀英$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动物流感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01[1]USDA/APHIS .AvianInfluenzainItalyDecember1999(OIEinformationreport) ,Colorado :CentEpidemiolAniHealt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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